安娜18086022223

点击即可拨打

当前位置: 网站首页 > 关于和睦家 > 和睦家文化 >

一、生育观念;思想根源;正确引导;理性利用

  伴随着人类辅助生育技术的不断发展,代孕也应运而生。根据精子与卵子的来源不同,可将代孕分为以完全代孕、局部代孕和捐胚代孕三种,其中第一种和第三种委托所生的子女与代理孕母无基因关系,第二种所生的代孕子女与代理孕母存在基因关系。代孕在给全国几千万不育不孕者带来了福音的同时,大大改善了社会矛盾和转变社会文化。代孕生生不息,除了生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对生育权的不懈追求、社会经济发展壮大、社会现象多元化解读的宽容等原因外,最根本之源就是“以生育观念为核心的生育文化”。

 

  二、生育文化对人类生育行为和辅助生育技术的强大催化剂功能

  (一)从一定意义上说,生育文化催发了人类的生育欲望,激发了生育需求

  文化对人类生育活动的影响是以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客观存在。生育文化主要包括四个层面的内容:生育观念层面、生育习俗层面、生育制度层面和生育理论层面。其中生育观念对人类生育行为的影响最显著。

  人类的生育行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模式表述为:生育需要 生育愿望 生育动机 生育意志 生育行为。首先,生育观念迫使人产生强烈的生育需要。在宗法血亲制度和礼教制度的双重压榨下,我国传统的生育观念体现为“孝生育论”,宣扬“三从四德、重男轻女、多子多福、传宗接代”,尤其是寄存在“孝”的名誉下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生育观念,使女性普遍产生“以生子为天职,以不育为大耻”的生育观。其次,在生育需要的不断挤压下,人类迫切的生育欲望被激发了,生育的动机也逐渐清晰起来。

  最后,在鲜明而清晰的生育动机的支配下,个体的人就会去寻求实现生育的途径或办法。人类的生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是以自然生育为主。在自然生育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人们就会借助于可能的生育辅助技术实现生育。为此人的生育欲望得到了实现,生育主体得到了满足。

  (二)从一定程度上讲,生育文化催生了人类辅助生育技术的诞生

  虽然生殖是人类种的繁衍和生存延续的永恒主题。配子的正常发生、成熟、输送、结合、种植和生长是人类得以自然繁衍的物质基础,但是这种基础有时会因为某种原因而使某个环节而中断,无法实现自然生育。

  在当今社会,普遍的晚婚晚育现象、不良的现代生活方式、巨大的工作压力和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是造成不孕不育率迅速上升的主因。而绵延不绝的生育文化在不断地“吞噬”着这些不育不孕者的心。为了解除不育不孕者的痛苦,在无数科学巨人的不懈努力下,一门新兴技术——辅助生育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rechnology,ART)由此诞生了。

  人类辅助生殖科技的产生和发展,除了生理学家或生物学家对人类生命之源的不懈追求外,更多是为解除不育不孕者的痛苦,为他们送去科技上的帮助,完成他们对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健康宝贝的心愿。或许,这正是蕴含在人们内心的生育欲望所激发出来的形成人类的普遍共识。生育文化再一次彰显了她莫大的魅力。

  (三)代孕的出现是人类生育文化“影响与逼迫”的必然结果

  作为人类辅助生育技术中的一种,代孕既是生殖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更是人类生育观念长期影响的结果。

  因为在“保持血脉的延续和巩固完整家庭”等人类基本的生育观念的长期不懈影响下,几乎在所有的社会中,不育的妻,即使不受谴责,也是可怜的话柄。所以说,不生育可以看成是离婚的充足理由,或讨第二个妻子的正当理由。

  在现代西方社会里,子女总是被描述为创造了一个家庭……而没有孩子的夫妇通常是被排除在欢乐的家庭生活之外的。

  在中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孝生育观一直在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养育子女,意味着传宗接代、祖业继承、精神寄托、晚年安享有了希望和保障。

  所以,无论如何,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实现生育成为人们最现实的需求。然而,造化弄人。总有一些女性,即令有现代辅助生殖技术的帮助,也无法实现自己怀孕生子的期盼,因为她们是先天的没有卵子或卵子质量过低不能怀孕,或者是缺少子宫或患有严重的健康问题无法妊娠,在这种情况下,她和她的伴侣就不得不求助于“代理孕母”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得子之梦。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代孕是人类生育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是生育观念长期“影响和逼迫”的结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断言:只要“人类生儿育女确保种族繁衍不息的基本要求”还存在,只要“辅助生殖技术还未发展到足以取代人生育”的完备阶段,只要“不育不孕的男性或女性的客观现实”还存在,代孕或代理孕母现象就不会消失。可以说,“代孕是社会经济、人类生殖科技和生育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三、回应生育文化决定论的非难

  如果归结一下武汉和睦家优生代孕在从上文的阐述中观点,那就是“代孕是人类辅助生育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副产品’,是一定社会经济发展下生育文化长期‘影响和逼迫’的必然结果。它将伴随着社会、经济、科技和生育文化的发展而在一定时期里长期存在。”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文化决定论的老调,因为生育文化的力量还不足以催生人类的代孕行为的产生,没有生殖技术的发展,没有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根本无法产生所谓的代孕现象。

  其实在本文中,武汉和睦家优生代孕始终坚持唯物辩证的观点,客观而真实地阐释着生育观念对人类生育行为的影响作用而非决定作用。的确,没有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和科技的创新,人工授精和试管婴儿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是永远也不会产生的,代孕也失去了生存的根基。

  所以,以生育观念为核心的生育文化无法决定人类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模式,但是生育文化的不懈影响却是人们永远无法克服的。人类的生育观念,无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其着力点在于生育心理的促成上,通过生育心理的作用,可以在人的内心产生强大的内驱力。“文化对于生育心理的影响主要在于它用一种理念来规范人们的生育意愿,把生育心理的潜意识行为规范成自觉的意识行为,形成社会化的大众观念。

  文化影响的客观性在于,从空间角度上看,外部环境是统一的单一文化传统,不遵循这种文化理念会被视为另类,从而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从时间长度上看,人从出生到死亡的一生时间内所受的也都是这种文化传统的教育,没有可能去接受其它文化的熏陶。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将一种文化的主观意识变成了国民生育心理本能的客观反映。”人是社会性动物,群体性特征十分显著。社群生育文化产生的力量对成员生育心理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农村,村落生育文化更是不可小视。因为村落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它可以促进生育,人人都要生育,不仅如此,还要多多生育,生育男孩。不远这样做或做不到的人就会蒙受耻辱,这也是村落文化中的人们拼命要生儿育女的一大动因。”

  对于那些不孕不育者而言,迫切生育的心理促使其内心的深处产生痛苦和耻辱。这种痛苦和耻辱如果无法解除,或导致婚姻的破裂,家庭的解体;或致使人终日郁郁寡欢,苦不堪言。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除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外,还有亲情寄托、血缘继承和养儿防老等因素在作怪,极易造成整个社会对于不孕不育者的群体歧视与排挤。

  所以,对于不育不孕者来说,要免除这一痛苦和耻辱,只有想尽一切办法生育或抚育子女,这样对社群或村落是个交代,对自己也是一种莫大的宽慰。辅助生育技术技术就成为了首选,在自己无法怀孕生育的情况下,求助于代理孕母也成为了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如此看来,以生育观念为核心的生育文化的作用从来就是以一种潜移默化形式的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模式,它只能是一种内驱力,而不是决定力。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代孕也只能是生育文化驱动下的人类生育模式的最后选择。

 

  四、正视代孕现象,回应合理诉求

  (一)社会应该正确看待代孕现象

  尽管代孕将对当社会的主流道德、伦理和婚姻家庭等带来一系列的挑战,甚至引发一定程度的社会危机,但是代孕现象在当今社会永远不会绝迹,因为始终存在着不育不孕这个强大的群体。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剧、生活压力的加大、育龄年龄的增大、环境污染的严重,不孕不育率还在上升。因为对那些无法亲自怀孕生子的女性来说,代孕技术运用是“拥有子女、实现其生育”的切实可行的途径。现在数以万计的婴儿通过代孕这种方式来到了这个世界。

  据统计,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有超过35000个婴儿是通过代孕生育的,面对巨大的潜在代孕需求,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诞生了商业代孕。再者生育文化始终在影响和制约着人类的生育行为。

  当然代孕会引发许多的社会伦理问题。如“谁是母亲?如何确定代孕中的亲子伦理关系?代孕将子宫工具化、生殖商业化是贬低了女性的尊严还是促进了女性的独立自主?代孕会不会造成一种阶级压迫、剥削?代孕应该无偿还是有偿?”等等。“它的出现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更多的是带来与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的冲突,与人伦的冲突以及与社会伦理、法律伦理的冲突。”那是否因为代孕存在这样那样的伦理和法律问题,社会就应当否认其存在的价值呢?还有人们所言的伦理道德和法律问题,仅是基于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现行的法律规范,是否还应该有一个与时俱进的发展观视角问题。

  代孕作为一种辅助生育技术,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实施主体的价值判断。复旦大学生命伦理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刘学礼副教授对代孕现象分析说:代孕既然有社会需要,生殖技术又为它提供了可能性,它就会有现实必然性。的确代孕生育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追求幸福和建立家庭的权利,保障了不育不孕者的的生育权。“代孕最积极的价值在于它开辟了生育权实现的新途径。”在医疗技术无法治愈所有不育不孕症的现实面前,代孕满足了不育者为人母为人父的愿望,实现了不育者的生育权,于夫妻关系的增进、家庭幸福的增进、婚姻关系的巩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意义重大。同时,代孕生育毕竟是少数,于他人无损害,这对社会有害无益。著名伦理学者邱仁宗也认为:人工生殖方式在伦理学上是否可接受,应该视它是否增进家庭的幸福和对他人和社会无损害来决定。

  这样看来,作为辅助生育技术之一的代孕,其道德与否,要由代孕行为动机的善恶来决定。代孕这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产生和完善,是为了解除那些不孕夫妇的痛苦和满足他们生育后代的实际需求,从这个意义义上讲,这类技术是符合价值规则的,是为了一个“善”的目的而产生。

  所以,对于社会而言,应该正确看待代孕现象,在真正反思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上,结合当今时代发展,在考量代孕生育的存在价值的基础上,正确地看待,科学的引导,“建立开放性的伦理框架,使传统的伦理框架从封闭走向开放,坚持行善避恶、趋利避害、公正的恒久道义,促使科学与道德协调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国家应该正视代孕,回应合理诉求

  对于国家层面,决不能因为代孕违反伦理道德,违反了婚姻的本质,对社会发展有不可低估的逆向影响,就加以严厉禁止。

  生育权最早出现于19世纪后期,是为当时女权主义者要求的“自愿成为母亲”的权利。

  它具体包括三项基本权能:

  (1)生育与不生育的决定权;

  (2)生育方式的选择权;

  (3)生育婴儿的性别选择权。

  现在,生育权已由最初的人类维护人口生产不断延续的一项自然权利逐渐演进为法律上的一项基本权利。被纳入了人格权范畴。然而,这项法律权利对不育不孕而言就难以以自然生育的方式实现。为此,采用包括代孕在内的人工辅助生育方式进行生育,以实现自己的生育权,我们认为,代孕充分保障了不育女性和健康丈夫的生育人权,是一种生育权的正当实现方式。

  产科教授乔杰也认为:“代孕技术只是辅助生育技术中的一种,所以,禁止代孕,只可能会给极少数的确无法自己孕育后代的母亲带来影响。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有了相应的法律,有了良好的市场运作秩序,我们也许会重新允许代孕技术的实施。因此对于代孕我们不能一概禁止。“一概禁止代孕虽简单方便,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代孕市场的强烈需求决定了代孕必然禁而不止,而缺乏法律规制的代孕市场亦将更加混乱无序,各种规避法律的代孕现象不断出现,对法律的执行和纠纷的处理有害无益,立法的目的无法实现,法律的权威性将面临挑战”。

  所以,我国法律应该正视代孕现象,允许其在法律范围和伦理规则下的的合理存在。国家可以通过制定或修改法律,以严密的制度设计来解决或将代孕的损害限定在社会可接受的限度之内。另外,国家可以借助其强大的宣传工具,进一步加强新型生育文化的建设,“作为稳定的生育行为方式的文化一旦生成,它一方面对于置身于这一文化之中的个体的生育行为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像血脉一样构成人的生育思想和观念;另一方面,它构成了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从深层制约着社会的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发展。正因为如此,生育文化的变迁或转换是人的生育行为和生育观念最深刻的变革,因为它代表着人的根本生育行为方式的转变。” 通过新型生育文化的建设,尤其是生育观念的革新,使代孕技术能真正地为使代孕技术真正地服务于不育不孕者,而非其他。

  (三)个人应该理性选择代孕生育

  作为理性的个人,我们必须对自身所处的群体和社会的基本生育文化有清醒的认识。

  依据群体理论的观点,生育作为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社会行为,存在着模仿的心理,即趋同的现象。在婚内自然生育依旧占据主流的当今社会,任何一种婚外的或非自然的生育方式都会引发激烈的争执或动荡。尤其是生育主体在选择生育方式时,必须兼顾群体的生育观、社会主流的生育模式和孩子的健康成长,在实现自身生育权的同时,

  “必须在享受生殖技术成果带来的好处与尊重我们文化固有的共同价值之间、在满足相当父母的合理愿望与为了社会和后代的利益必须约束生殖的自由权之间、在后果论与义务论之间、在生育自由与生育责任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尽可能地把人类传统的道德价值与为人类带来最大的幸福结合起来”。

  任何理性的个人,在选择代孕生育时,必须全面考虑其是否有利于增进家庭的幸福和对他人或社会无损害,是否会伤害婚外生育的孩子,从而,自觉地、适度地使用代孕生育技术。“从宏观上说,生殖技术只能作为人类自然生殖过程的补充手段。一旦普遍使用这种生殖技术,并且用来代替自然生殖过程,那就是奇妙的新世界到来之日。在这个新世界中,一切我们现在珍视的价值都要失去,我们人类也会从智人变成机器人。”因此代孕生育的主体必须严格限制,委托方应为女方不育或男方不孕的夫妻,代孕母应是已达到法定婚龄的育龄妇女。代孕的类型也应限定在“合理的非商业性的代孕”方面。

 

  五、结论

  在以生育观念为核心的生育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下,伴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进步,代孕成为可能并得以实现。但是代孕自身引发的伦理道德和社会问题,只有通过社会的正确认识、国家的制度规范和个人的理性选择,加以合理的利用。建议应从对杜会和个人有利的原则出发,进一步加强新型生育文化的建设,革新生育观念,制定或调整相应的伦理规范和严格的法律规范,理性地、适度地、规范地使用代孕技术,从而实现不育者的生育权,推进社会的和谐发展。